中国本土文化，或者说在没有受到近代西方文化侵入以前的中国文化，其基本理念是“孝”与“忠”，表现在社会结构上是家与国，这里的家可以理解为家庭和宗族。家庭和宗族的外在符号有堂屋、神兔，祖祠、祖坟，以及动态的祭祖仪式等。历史上，家庭是国家的基础，甚至可以说是具体而微的国家，是国家稳定的保障，家庭的理念也是国家的理念。家庭与国家有着相互的支撑关系，家庭撑起了国家，国家也为家庭的存在提供支持，国家不仅提倡“孝”，而且为其提供制度保障，(大清律)直接规定了家庭与宗族葬礼上的礼节.违者处以刑罚fizl。在现代国家，这些显然是个人的私事，国家不可能也不会加以干涉。

    像其他仪式一样，中国历史悠久的丧礼经历了强理念、强符号的状态和弱理念、强符号的状态。当然，所谓理念的强弱，区分是相对的、具体的，不可以一概而论。

    李村本土文化的一些理念(当然这也有形成过程)，已经在衰落。理念之无存，符号虽凭惯性而存，必不能存之久远。

    试以葬礼为例加以说明。在亲人过世后，李村的民众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，包括供饭、烧纸马等等。李村的民众只是按照上一代的样式、规矩来办，间到为何要这样做，只有个别人能说出其中的道道。不管他们解释得怎样，终究是给出了解释。至于为何下午下葬，没有人能够说明白。为何要在棺材里放摸背钱，大部分人只会说:“这样好。”为什么这样好，没有人能说出理由。

    这些失去理念或者说理念只为少数人所知的符号，可能随着生活惯性仍存，但已经是走向衰亡、消失之路，一旦受到其他力量的攻击，极易沦落为被丢弃的命运。

    一些传统的习惯只在少数几家保留，大部分人已经不再遵守这些习惯。原有的一些禁忌，李村民众真正遵守的也不多。比如，李村民众认为打春时分女的到别人家不好，家里来男的好①;家里新丧父母，到别人家也不好，“女人不许到坟上”，“大年初一忌睡觉”等等，只有个别老人遵守。能对为何这样做出解释的人更少。这些禁忌已经式微，没有违禁后果的宣扬②，李村民众更加不理会这些禁忌。李村大部分人，对别人仍遵守这些禁忌表示不理解，视为过于细致或迷信。

    这些禁忌适用于李村所有的民众，即使年轻人自己不信.但慑于父母的压力，虽不情愿也是不得不从。但随着基督教的传入，进一步消解了这些千百年来形成的禁忌的神秘性，基督徒不仅不守这些禁忌，而且有时还公开指责这是迷信。无意或有意地借用了官方话语。

    在中国祭祖仪式上，西方传教士曾质疑中国人给祖先摆放供品的行为，问中国人:“他会吃吗?"这恰似当头一棒，打在中国信徒的头上，使得他们猛地一惊。虽然不曾使得中国人放弃祭祖行为，但疑间的种子至此播下，中国人开始带着这一问题来思考自己以前的行为。虽然祭祖不是个人行为，不是个人能够决定去还是不去的，但他们至少开始反思以前的行为，明白原来还有人不祭祖，明白自己生活之外有着与自己不同的世界。

    使我诧异的是，在调查中，我问一位老年男性信徒为什么不再祭祖，他说:“你摆点供品有什么用，他会吃?”这一问题，现在也被中国信徒用来反问祭祖的人，而且理直气壮，以实用的态度，甚至可以说是以“理性”或者观察到的事实，来树立自己行为的合法性。